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国家安全能力。可见，国家安全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课题。但是，人们对于何为国家安全、何为核心的国家安全、何为边缘的国家安全、真安全问题与伪安全问题、不同种类国家安全的内在结构和关系等具体问题的理解还比较模糊，不利于国家安全理论的创新、发展以及国家安全的实现。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在隐含了各类国家安全之间具有相互关系，要求我们必须厘清国家安全的内在结构和互动关系。
国家安全也包括国土、人民和政治三个本源性层次的安全，三者既相关又相异。事实上，各类国家安全问题都是这三个本源性国家安全在不同时空、不同领域情景下的具体体现，是国家安全的次级范畴，并不属于本源性层次的国家安全。例如，国土安全受到军事安全、科技安全等相关自变量影响，政治安全与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等变量相关，人民安全与资源安全、核安全、生态安全等变量联系。因此，厘清国家安全的内涵、外延及其内在关系，明晰国家安全体系的内在结构及其态势，把握核心的国家安全问题，对于完善国家安全理论、保障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笔者认为，国土、人民与政治是国家安全三个本源性层次，政权是国土安全与人民安全的“保护伞”，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之根本，没有政治安全，国土与人民安全无从谈起。政治安全应该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序列。冷战后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外来军事力量直接推翻政权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在此情形下，政治认同对于构建政治安全的作用日益突出。因此，实现国家安全必须考虑政治认同。培育政治认同、保障政治安全已经成为实现国家安全的关键路径。
一、国家安全的三维透视：国土安全、人民安全、政治安全
国土安全指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保证政权对于地理疆域的绝对控制并行使主权，保障国家的“生存空间”。该思想源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肯尼思·沃尔兹、汉斯·摩根索等经典现实主义者为代表，强调军事力量和国家硬实力对于国家安全的决定性作用。地缘政治学将国际格局视为一张可视的“政治地图”，国家以实现霸权为终极目标，追求势力范围和政治版图的最大化。因此，“扩张性、对抗性和霸权性成为传统地缘政治学阐述国际政治的三个基本假设。”随着冷战后国际局势逐步走向缓和，和平、合作与共赢成为国际关系主旋律，国家的行为逻辑发生改变，传统地缘政治学的国家安全理论日渐无法充分解释国际政治的新变化，无法有效化解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威胁。“误解、误用或忽视地缘政治理论的指导作用，将会导致国家威望和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特别是21世纪以来，政治多极化继续发展，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加上信息技术革命，移民浪潮、恐怖主义、价值和文化冲突等问题凸显，使得国家安全面临更大的挑战。因此，国土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和战略中的位阶下降成为必然趋势。
人民安全指作为构成国家共同体的人民免于各种安全威胁的状态。这主要是指随着冷战结束，政治和军事威胁减弱后产生的非传统安全，如经济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粮食安全、核安全等与“人”的生存密切相关的安全。人民安全的理论依据主要是人权理论。该理论认为，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保护人民安全的核心，视安全为人的基本权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早从两个层面界定“人民安全”，“其一是免受诸如饥饿、疾病和压迫等长期性威胁的安全；其二是在家庭、工作或社区等日常生活中对突如其来的、伤害性的骚扰的保护”。随着人民安全逐渐成为国家安全新的政治议题而备受重视，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日益得到拓展，但也导致国家安全问题日益泛滥，几乎所有与人相关的问题都上升到国家安全问题。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安全’是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各种部门、各类组织和群体通过内在和外在途径积极推动各种社会问题“安全化”进入国家安全议程，争夺“安全帽”，这是因为一旦某个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问题就会获得绝对优先讨论的资格，并获得社会资源分配的优先权。这也是非传统安全研究迅猛发展、安全问题快速扩大化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一些人民安全问题主要涉及具体的领域和行业，具有群体性、政策性、暂时性和利益竞争性，在具体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一些安全威胁就会消除。例如，粮食安全问题会因为农业科技进步得到缓解，食品安全问题会因政府监管、市场秩序规范和社会道德教化而有所保障。这些问题并不属于长时段、大空间、全民性的宏观性和战略性政治问题，也不必进入国家安全的政治议程，属于行政性而非政治性问题。否则，过载的国家安全问题会扰乱国家安全战略计划，无法把握根本性的国家安全问题。
政治安全是指作为统治和治理主体的国家政权的安全，主要指国体、政体、国家意识形态、基本制度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政权生命力是由内外因素共同决定的。一方面来源于没有外在军事力量的入侵，不存在外在暴力推翻政权的可能性，与国土安全高度类似；另一方面依靠强大的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获得公民内在的认同和忠诚，不存在自我瓦解的可能性。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发展使得政治和军事干预直接推翻政权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使得人民的政治认同在政治安全构建中地位更加突出。政治认同关乎政权的凝聚力、向心力、号召力和战斗力，影响政权统治合法性和治理有效性。政治认同是政治安全的核心变量，政治认同危机直接威胁政治安全和国家安全。亨廷顿是以认同分析国家安全的典型代表。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挑战》一书中，他认为美国处于认同危机的时代，次国家认同和超国家认同都在解构国家认同，威胁国家安全。而产生认同危机的原因包括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移民问题、全球民主以及世界主义政治。全球化造成不同政治共同体在求同与存异的互动中产生激烈碰撞，严重瓦解了人们的国家认同，损害了国家安全。
二、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之根本
国土安全、人民安全与政治安全是本源性层次国家安全，对于理解国家安全问题具有纲领性作用。与安全相对应的是威胁，安全即免于威胁。一方面指免于威胁的状态，另一方面指免除威胁的能力，两者共同构成国家安全的基本内涵。安全状态是静态的、现象性的和相对的，安全能力是动态的、本质性的和根本的。缺乏安全能力保障，安全状态会因内外因素的变化而随时波动，出现新的不安全状态。相反，当政权具有免除威胁的能力，则会及时扫除各种隐性或显性的不安全因素，确保不受威胁的状态得以维持。安全能力是安全状态的充分条件。安全能力的主体是政权，政权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决定了国家安全状态能否持续。在国土、人民与政治安全构成的国家安全核心体系中，国土安全、人民安全是表征免于威胁状态的现象性安全，政治安全则是更倾向于表征免除安全威胁能力的本质性安全。免除安全威胁的能力是国家安全的关键，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地理维度的国土安全与人口维度的人民安全都会因政治安全而得到保障。
政权是国土安全的守卫者。国土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军事方面的“主权性威胁”，具有鲜明的军事和暴力色彩。在冷战时期，国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点，国家之间是一种“竞争性安全”，必须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保障自身安全，所以国家之间出现了大规模军备竞赛。冷战结束后，大国间零和博弈思维逐步减弱，国土安全的军事威胁极大地降低，从主观上看，国土安全的恐惧感随着政治安全得以缓解。无论从客观还是主观而言，国土安全都与政治安全密切相关。诺曼·帕德福特（Norman Padelford）和乔治·林肯（George Lincoln）认为：“安全是对国家抵制外来攻击和防卫自身安全能力的感觉和态度，它涉及对国家力量、对敌友力量和意图、对面对未来的发展形势以及对维护安全形势等的信心。”［5］政权是国家统治的主体，是消除国土安全威胁的力量。“国家安全指的是一个国家有效应对内外各种损害性、破坏性因素的影响和威胁，维护和保障国家利益的状态和能力”，国民对于政权治理能力的信心可以极大地减轻国土安全威胁的恐惧感。换言之，主观上对于国土的不安全感是对于政权抵御外来攻击信心不足的显示。因此，客观的国土安全与政权免除安全威胁能力相关，主观的国土安全感与公民对于政权抵御外敌能力的信心有关。信心是认同的自然延展，都是一致性情感的表达。
政权是人民安全的保障者。人民安全的威胁主要是自然、社会、生理、心理等方面出现的对于个体和群体生存、发展产生不良影响的外在及内在因素构成的“生存性威胁”。“生存性威胁”是政策、科技、机制、观念、资源等自变量的函数，往往受到时空因素的影响，其中任何自变量随着时空的变化都会改变威胁的存在与程度，并最终影响人民安全。政权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有权力调配各种资源和要素，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完善体制机制，改变政策导向，促进科技发展，引导人民观念，开发新兴资源等，打破各种因素限制，改变“生存性威胁”。换句话说，政权的积极“作为”可以消除“生存性威胁”，保障人民安全。例如，可以通过立法保护生态环境，加大惩治环境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行为，保障生态安全；通过科技开发提高资源的产量和利用率，降低资源的稀缺性限制，保障粮食、能源等资源安全。因此，人民安全问题绝大部分具有微观性、政策性和暂时性特点，是特定情境下行政管理领域的政府职能问题，一般达不到影响和威胁政治共同体存亡的程度，不必进入国家安全的政治议程。从一定意义上说，人民安全是政权治理能力的显示器。强大的治理能力是人民安全的最佳保障，而政权治理能力和绩效是形成政治认同的关键。政治认同是政治安全的基石，治理能力低下的政权无法获得持续稳定的认同，必然是不安全的政权。
由上页图可知，免除威胁的能力是影响国土安全、人民安全和政治安全的核心变量。政权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是免除威胁能力的主体。因此，政治安全直接影响国土安全和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在全球化时代，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国民的制度认同会形成一定冲击，从而使国家治理面临外部挑战。
三、政治认同是政治安全之关键
政治安全是指国体、政体、意识形态、制度体系构成的国家政权的强大生命力。政治安全的威胁包括外部威胁和内部威胁。外部威胁往往与军事力量相关，内部威胁往往与人心向背相关。应对外部威胁，需要依靠强大的军事和国防力量，防止外来军事力量推翻政权；化解内部威胁，依靠政权的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提出科学、美好的意识形态，让人民有方向感；做出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让人民有正义感；出台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让人民有获得感。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外来军事力量直接推翻政权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政权瓦解往往与自身治理能力和政治认同削弱相关。治理能力一方面是量的问题，即大小和强弱；另一方面是质的问题，即能力是否现代、科学和可持续地生成。传统治理能力是专制性能力，一方面体现在为了获得权力无所不用其极，统治权不以同意以前提；另一方面执行政策直接依靠暴力强制实现，社会往往被迫地服从，或者说不以社会的认同为前提，是不依赖认同的统治和治理。治理能力是“社会之上”的能力，其实现不以社会的自觉和主动支持为前提，国家与社会是对抗性关系。现代治理能力往往不直接依靠暴力强制，权力的获得往往强调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选择权，公民的同意是统治合法性的要件。而治理和政策的过程则强调通过宣传教育等各种政治社会化手段寻求社会力量积极的支持和配合，这是基于认同的统治和治理。能力的实现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是蕴藏于“社会之中”的能力，国家与社会是相互支持性关系。换言之，现代治理能力是基于认同的能力，是为政权注入政治认同的养分和因子，最终实现由主要依靠暴力的统治和管理向基于认同的现代治理转变。因此，政治认同、治理能力和政治安全密切相关，甚至外来军事力量推翻政权往往也与政治认同相关。换言之，推翻的往往是存在严重政治认同危机的政权。当政权具有强大的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时，依靠军事力量推翻政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用“小米加步枪”打败国民党的“飞机加大炮”，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密切相关。因此，政治认同是政治安全之关键。
第一，政治认同直接关系政权统治的合法性。政治权力有效运行离不开人民的服从、配合和支持。只有被同意、自觉服从、积极配合的权力才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和治理的有效性。在权力运行过程中，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政治认同则是社会成员对于政权的赞同、拥护和支持，因此与权力能否有效运行密切相关。首先，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及其实现程度来源于政治认同。让-马克·夸克指出：“合法性即为统治的权利，而合法性由赞同、规范和法律一致性构成。”认同是统治权利的必要非充分条件，认同之所以对于合法性不可或缺，因为它使自上而下的统治与自下而上的民主实现逻辑自洽，使两者趋于一致，呈现同一性，是经过同意的统治。其次，政权的存续由政治认同维系。任何统治者都不愿意放弃权力，实现持续的统治是任何政权的追求，而政权的维系离不开纽带。一方面是外在的权力纽带强制维持统治的秩序，另一方面是内在的向心力自觉形成对于政治秩序的服从和认可。相较而言，内心的认可比权力强制更可持续。政治认同恰是连接公民与统治者、社会与国家的情感纽带，能够最大限度降低政权对于暴力的依赖。
第二，政治认同与政权治理能力正相关。政治认同是公民对于政权的赞同性态度、支持性行为和对政权代表的国家的心理归属感，是政治统治和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既关系治理能力的量又影响其质。首先，政治认同赋予国家领导者治国理政的信心。信心是力量之源，信心比黄金更珍贵。政治认同反映公民对于政权的显性和隐性信任和支持程度。具有较高政治认同的政权，也就意味着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号召力，这样的政权往往具有更强烈的责任感、更强大的信心和能力来解决国家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其次，政治认同拉伸了政权“作为”的时间和空间。政治认同是公民与政权的关系范畴，增加了公民和统治者的互信，有利于两者良性互动，降低统治和治理中的交易成本，减轻政权面临的短期政绩压力，使其可以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进行长远的目标设定、制度设计、政策选择。这样，公民评价政权的时间周期拉长，政权回应民众期待的时间延长，政治认同拓展了政权治理的时间和空间。再次，政治认同优化治理能力的质。治理能力具有量的大小和质的优劣双重规定性，政治认同使得政权治理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是一种被同意的统治，权力主体和权力客体具有高度一致性，有利于减少暴力的使用，优化治理能力的质，增强治理能力的合力，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使之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第三，政治认同增加公民对于政权治理失效的宽容度。良好的治理绩效是政权的必然追求，但是在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中，与层出不穷的问题相比，治理往往具有滞后性。换句话说，治理往往与问题相伴随，现实政治往往呈现问题—治理—新问题—再治理的发展路径。长期治理失效的政权必然没有合法性，很难获得公民的认同，并且威胁政治安全和国家安全。但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和情境下，往往需要短期内回应公众期待并提出应对措施，由于知识储备、有限理性、政策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主客观因素限制，政权的治理失效是在所难免的。政治认同与治理相互影响不仅体现在政治认同会提升治理能力和绩效，而且政治认同可以提高公民对于政权治理失效的容忍度。面对治理失效，高政治认同往往意味着给予更多的理解、信任和支持，拉长衡量治理绩效的时间周期，扩大时间单位标准，留给政权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为解决问题赢得时间，有利于治理绩效的回升。而低政治认同情况下往往会出现怀疑、责难和不信任，甚至进一步缩小评判的时间周期和单位，进一步增加政权治理的压力并助长短视的政策倾向，不利于治理绩效回升，甚至引发社会动荡。
四、培育政治认同，保障政治安全
为塑造人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中国共产党提出“四个自信”。自信是自我认同的内核。自我认同追求“存异”，即自我证明和自我肯定。认同包括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两个面相，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两者相互影响。然而，提出了政治认同命题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获得政治认同，须考虑政治认同的依据即“凭什么”认同。因此，需要进一步挖掘政治认同资源、培育政治认同，保障政治安全。
第一，激活政治认同的历史资源，巩固政治安全的历史根基。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常规性、高规格地举行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纪念活动，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面向全球直播。通过历史纪念活动，唤醒人民群众的集体历史记忆，在现实中嵌入历史的因子，使民众可以“穿越”回过去，时光隧道的建立改变了认识、评价人和事的时间坐标系，参照物的变化必然带来认知的改变。不同的“我”由于利益诉求、价值追求、理想和认知等个体化因素差异而导致政治认同状况不同，而历史记忆试图抹平个体化差异，达致不同“我”的同一性，走向“我们”。历史是“我们”共同的存在和内容，是呈现我们的重要领域。首先，历史记忆有助于人民群众重新认识自我。因此，通过对历史的再现，以政治社会化的渠道呈现在当代人面前，了解我们从何处来、初心何在，将走向何方，从而唤醒人民的历史记忆；不同的历史记忆唤起不同的情感，塑造不同的“我们”。历史决定现实，不同的“我们”对于现存政权的政治认同存在差异。统治者往往对于可能削弱政治认同的“我们”的记忆进行清除，使其远离我们的记忆。相反，增强政治认同的“我们”的记忆则必须唤醒。纪念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抗日战争胜利、红军长征胜利等系列活动，唤醒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增强政治认同。其次，历史记忆有助于确立评判政权科学、合理的标准。指导和评价政治生活的价值、理想、原则都是历史的，都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提出的反映特定的现实，并承载特定的梦想。西方政治中自由、平等的价值追求孕育于中世纪神权政治时代对于人性的压制、自由的束缚和等级制度。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对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崇尚则是源于近代以来百余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屈辱历史。评价现实政治的标准是历史的，而非凭空构造的，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对于理想的政治生活追求迥异。因此，以西方社会主流的价值观衡量和评价中国政治，是不科学、不公平，也是不合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描绘理想生活的蓝图，作为衡量当前中国政治的价值标准既具有现实合理性又具有历史合理性。当今现实与近代以来苦苦追求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梦的无限接近，唤醒中国人民对于历史悲痛的记忆、现实社会的自豪感和美好未来的憧憬，有助于确立评判现实政权的科学、合理的标准。因此，“中国梦”是凝聚人民共识、化解社会分歧、塑造政治认同的关键代码，可以超越时空、利益、价值分歧，唤醒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描绘共同的发展蓝图，建构共同的话语体系，代码承载的共识奠定了中国政治认同的基础。再次，历史记忆有助于在历史长河中的政权演变序列中正确定位现实政权。政权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从一定意义上而言，政治发展史就是政权演变的历史。不同政权的特点、优势和劣势具有可比性。人们对于特定政权的认同是基于其与古今中外其他政权的比较形成的，也是对于其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合理性的肯定。通过唤醒历史记忆，可以将人民由标准的地理时间引入历史时间隧道，通过与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时期国家羸弱、民不聊生、任人宰割的悲惨处境的历时性纵向比较，可以明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和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来之不易，增强民众对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能力、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认同，进而强化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第二，充实政治认同的利益资源，夯实政治安全的现实基础。人是历史的存在，更是现实的存在，其生存离不开各种各样的需求，而能够满足人的需求的客体就是利益。利益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源。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政治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是人们用来实现自己利益的途径。“利益是人们结成社会关系的出发点，是社会成员政治行为的动因，是一切社会政治组织及其制度的基础，是社会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源泉；利益关系是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形成的基础和条件，利益的内在矛盾决定了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的特性，利益运动是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政治认同作为公民与政权关系的范畴与利益密切相关；利益是政治认同的直接资源。政权应该代表并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需求，充实政治认同的利益资源，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以政治认同保障政治安全，筑牢政治安全的现实根基。首先，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民生导向的公共政策体系，满足民众基本利益需求。发展理念引领发展方向和政策取向，政策承载着一定的利益关系，是调整利益关系的重要机制，不同的政策导向形成不同的利益分配格局。民生导向的公共政策关系着最广大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和利益问题，是培育政治认同的基础性政策。其次，坚持公平优先的政策价值取向。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客观的、绝对的利益获得相关，也与主观的、相对的心理感受相关。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迅速分化，温饱问题得到解决，贫富分化成为重大的政治和现实问题，获得感一方面来源于纵向的自我状况改善，更主要的是来源于横向与他人的比较。因此，公平成为当前社会的核心价值追求，成为政治认同的关键要素。
第三，培育人民群众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筑牢政治安全的价值高地。政治是价值指引下的活动，是实现价值的领域。价值是引导和衡量政治的主线，是政治生活的意义所在。不同的价值标准建立不同的政治制度体系，追求不同的政治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根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赖以存在的价值根基，也是中国政治不同于西方政治的根本所在。认同政治的核心层面就是价值认同。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直接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影响政治安全甚至国家安全。在价值观多元化和意识形态斗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应该通过学校、家庭以及各种传媒平台等政治社会化途径，阐释和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合理性，努力培养人民群众对于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和信仰，以价值体系认同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筑牢国家安全的价值高地，实现政治认同的价值—制度—行为“年轮式”次序发展，并借以巩固政治安全。
第四，建构政治认同的话语体系资源，理顺政治安全的话语逻辑。国家安全是最大的政治。在国际社会，安全意味着一个紧迫性问题，其如此重要以至于不应该在常规政治中讨价还价，应当被决策者置于优先地位予以考虑并快速行动。因此，国家安全研究必须明辨“真安全”问题和“伪安全”问题，明确安全的主体、目的、内容、根本、路径等等。这些即是安全的话语体系。话语体系既反映社会存在，也建构社会存在。建构主义者认为，话语权是最重要的权力，不同话语体系关注点、问题诊断、原因分析、解决方案差异甚大。十九大报告对于国家安全作出权威性、科学性话语表述：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构建国家安全话语体系。“话语体系是政治认同的统摄性资源”，不同的政治安全话语体系指涉的政治安全内涵、外延、依据差异明显。具体而言，不同的政治安全话语体系呈现的历史镜像、唤醒的历史记忆、引导的政策导向、镌刻的获得感和满足感、指引的价值追求、绘制的美好蓝图差异甚大。因此，解释和分析中国政治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自觉抵制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新左派等错误思潮，建构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四个自信”，摈弃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理顺政治安全的话语逻辑。
（原文刊载《学术与探索》2019年第12期，《新华文摘》2020年第5期全文转载。为阅读方便，参考文献从略。）
